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春秋时代，只讲霸诸侯，不讲王天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
所以，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臣未之闻也这样的话推掉了，再用无以，则王乎的问题，抓住齐宣王的关注点，化被动为主动，引导着齐宣王步步走向自己的王道思路上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就人人具有内在善性而言，不是就人人都能获得与实现道德而言，不是肯定人人在事实上一定能够成为尧舜。[15]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浩然正气培养出的大丈夫人格，使其具有了壁立千仞的人格形象，同时，对当时最为活跃的纵横之士给予了尖锐的讥讽。（《孟子·梁惠王上》）他用义规定君臣关系，显然具有限制君主对臣下单向控制的意思，即否认君对臣有绝对的权威，也不认为臣的义务是绝对服从君主，二者是一种双边对待关系，而不是单向服从关系。[23]杨朱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墨家的极端的集体主义尽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们根本的失误都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所开出的救治社会人心的药方脱离中国的社会实情实际，也难以真正落实，所以他们后来都相继中绝，而儒家则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体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屈原谏而楚怀王不听，又听信佞臣之言，将屈原流放，而楚国因此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孟子还在规定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时以义属于君臣，他说：君臣有义 （《孟子·滕文公上》）在具体阐述仁义礼智的基本内涵时，他强调：义之于君臣也。自不待言，绝对不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话，说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复辟西周奴隶制。他认为，忠就是尽心，恕就是有容，忠恕者，严于责己而宽于责人之谓也，并以现代的权利、义务观念进一步解释说：忠恕就是视我之义务甚重，视我之权利甚轻。复礼者，所以存人性中本来之善。对于克己，吴宓还有更深刻的说明：能以理制欲者，即为能克己，并把克己当作人生实践凡百道德之第一步。
然而中庸之道说起来简单，行起来不易,可谓知易而行难。可惜这些话不但给吴宓带来了巨大灾难（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遭毒打、折磨而致伤残），而且不是公开的，更谈不上发表，未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第三，是吴宓出于自己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吴宓先生终生致力于弘扬、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而‘恕者，则知人类共有之弱点而能怜悯之于他人，全凭修养之功。三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期全国大搞批林批孔时，吴宓不顾年老体衰和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
这是吴宓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凡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匪特反对孔子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孔教一词，并不是以孔子学说为宗教，而是一种习惯用法，其实就是儒学，或孔子的教化。他认为，真正的尊孔，应该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二是理论。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就是吴宓先生。而仁又人性之别名，人道之特征也。
在吴宓看来，孔子认定人性是二元的：人无纯善，亦无纯恶，生人本性，亦善亦恶，有理有欲，而人性中向上的部分能够常向善而从理，劣下的部分却趋恶而肆欲。吴宓用自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留学、游历的切身体会，来说明中国文化和孔子学说的优点，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
（这句话又见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当为学衡派的共识）这个评价是否过高，可以再讨论。那么，孔子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吴宓引证分析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认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这个道德修养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其大半精神合于今日大力提倡的雷锋精神。 【参考文献】[1]侯玉海.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命运——吴宓及其先圣先师孔子[A].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N].大公报,1927-09-22.[3]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吴宓.空轩诗话:21[A].吴宓诗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5.[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1923,(16).[6]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原载《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01期。可以看出，吴宓对孔学研究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开阔高远的思路、崇高中正的目的。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战，公卿贪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在文章中，吴宓是本着智慧思考，坚持孔子之学说来复申孔子的价值及其学说的精义的。认为弟子（青年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之余力，则以学文。
不趋极，不务奇诡之谓也。但这种道德救国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吴宓痛诋当时社会道德沦丧、腐化堕落，而欲把孔子作为道德理想的寄托和人格理想的体现。作为从小饱读孔孟经典、古代诗文，生长在陕西关中这块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民风纯朴、知书好礼的黄土地上的吴宓，在悲伤之余便发奋阐发孔子学说精义，以供国人了解，以维护圣道不坠，并义无反顾，付诸行动。
一吴宓对孔子及其学说的终生信仰和现代阐释，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其实是对治国之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还把忠恕与克己、修养联系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春秋之世，礼多指道德规范，例如早于孔子的管仲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吴宓认为，中庸者，忠道也，常道也，有节制之谓也，求适当之谓也。正因为如此,中庸在今世颇为人所忽视。
这二者不断争斗，没完没了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广大之。
[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论学文集·中国哲学史》第2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整理国故，主要地说就是自始走的是考据学的路子，考据是他的学术的起点，也是他学术的终点。
[9][14][15][18][25][27][29]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20]那么怎么来整理国故呢？胡适还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而吴宓，其观点上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体现在他学术活动中的基本路向是融化新知，即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的贡献就主要在对西方文化──文学的选择、介绍和宣传上。对《红楼梦》的研究，推倒了过去索隐派的穿凿附会，开一代新红学之风。
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电机与电气了。
他举例说现在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极力压抑科学，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独立思想的人。[22]1923年1月《国学季刊》1卷1号。
此本大误，固吾极所不取者也。另外，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民族主义自然是五四时代主导的激情，但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思潮，而是一种弥漫并制约所有三种途径的普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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